王学典 | 学术与意识形态的高度绾合：山东大学1950年代文科辉煌的由来

中古史·编者按：

山东大学“文史见长”的美誉肇始并主要奠基于青岛时期（1930年代），1950年代自青岛搬迁济南前后，由于历史学科紧跟政治形势变化（从学术上如何评判这种研究路径，值得探讨），在青岛时期厚重积淀的基础上，实现了井喷式繁荣。王学典先生的这篇短文，是对那段校史的理性描述和深刻分析。该文录自氏著《把中国“中国化”——人文社会科学的近期走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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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典/文

山东大学的文科，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一巨变和进步，堪称山大文科的“第三次辉煌”。这一辉煌，主要表现在学科门类齐全，结构合理完整，专业配套成龙。这是前三十年，包括我们所说的上世纪辉煌的“五十年代”所没有的，而且也是不可能有的。

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山东大学在近三十年间，培养了或者说在这里成长起来一代青年学人，这是整整一层人，各个学科、各个领域、各个方向上，都出现了带头人，而且大体上比较整齐。这一层人，严格来讲，在目前现状下、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着山东大学的门面。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辉煌，文学院所谓冯、陆、高、萧，历史系所谓“八马同槽”，这12位著名教授全部是从校外过来的，没有一个是山大自己培养出来的。这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不一样。他们都是在已经成名，甚至是已经成大名以后，在院系调整或者解放以后来到山东大学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山东大学是坐享其成。而近三十年来，这一代学人的成长和崛起，是山东大学自己培养和造就的。严格说来，这是山东大学文科又一次辉煌的卓越证明。

当然，不能回避的是，山大在发展，别的院校也在发展，而且可能比山大发展得还快。这就形成了一个较大的反差，这个反差在“50年代”辉煌的映照下，显得益发巨大。因此，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就油然而生一种失败主义、悲观主义情绪。

换句话说，这一失败主义悲观主义情绪的产生,除了上面所说的与其他兄弟院校的反差外，主要是因为我们老是有一种“五十年代情结”，一谈就是“五十年代”,老是跟“五十年代”相比,老是像阿Q一样,老是感觉我们的祖先曾经阔过现在不行了，败落了，中衰了，老是愧对列祖列宗，老是觉得自己是不肖子孙，老是一种败家子的感觉，我个人认为,这种感觉有欠反省。

这里存在着一个如何估计“50年代”文科发展的实际水准问题。笔者的一个基本看法是：山东大学文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辉煌（包括在整个六十年代的发展），以及后来的所谓中衰，是成于意识形态，也毁于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山大的兴衰隆替，都跟意识形态有关。

为什么这样说呢？让我以山大历史系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历史系的“八马同槽”是非常辉煌的，这一点没有问题，但是当年的历史系从实力上来讲，整个五十年代，绝不是一流的历史系：一个一级教授没有，只有一个二级教授——杨向奎先生。仅就此点而言，不仅无法与北京大学比，也无法与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的历史系相比，它们都有一级教授，而且不止一位。

而且，与上述大学比，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建系时间最短。这跟北大历史系不能比，1899年北大就有史学堂，它的正式建系时间是1919年；跟南开历史系也不能比，它的正式建系时间是1923年，而山大历史系的正式建系时间是1951年。

一个建系时间如此之短、从实力上讲如此一般的学校，为什么在一段时间内走在全国的前列，引领史界学术潮流？整个五十年代，山东大学历史系的教师，以《文史哲》为平台，引发了一系列论战：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战、古史分期问题论战、农民战争史问题论战，还包括由《红楼梦》问题所引发的资本主义萌芽论战。严格来说，正是这些论战把山大历史系突出地摆在了全国同行面前。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在干什么呢？北京大学在整理资料。大家知道，著名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主要是由翦伯赞先生主持的，其中有好几部是北大历史系做的。但在1950年代那种举国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气氛之下，学术界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在史学界贯彻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整理史料。这时，谁用马列主义研究历史，谁就走在全国学术界时代前列。所以在那个时代山大历史一时号令天下，绝非偶然。

笔者1979年入学以后，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听到的最多的话，是我们五十年代能和北大平起平坐，敢向北大叫板,甚至于我们超过北大。从影响上讲，从势头上讲，从引领潮流这个角度讲，超没超过北大？肯定超过北大，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从实力上讲,那当然是有问题的。

历史系是这样，我想，中文系也同样如此。尽管中文系的实力比历史系要强得多，但一时能达到左右整个文学界发展方向的程度，也同样和意识形态相关。

《文史哲》曾经连续18期连载过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简编》，而且这是建国后第一部贯彻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文学变迁研究，来梳理文学进程的著作。其在当时所能产生的影响可以想见。然后，《文史哲》曾经连续4期连载过萧涤非的杜甫研究。杜诗的人民性、民主性，也和我们强调人民创造历史的意识形态相关。再下一步，就是关于《红楼梦》的讨论，这一讨论成为当时一个重大的意识形态事件，它使山东大学在海内外名声大噪。当全国的中文系都处在彷徨茫然、不知所措状态的时候，山大中文系的师生能如此坚定而熟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开展研究，这在当时可以说一时无两。

所以，山东大学文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辉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借助了当时特定的时代、特定的政治形势。换句话说，它所达到的辉煌程度，其实与实力并不完全相称。这其中，特定的政治因素极大地膨胀了其学术影响。“文革”结束，政治因素的作用消退，学术真正回归学术之后，山大就回到了原来的实际水准上。

行文至此，需要回答一个问题 ，为什么恰好是山东大学能借助于当时的特定政治形势而一时走在全国前面，而其他大学则不能？我想，这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山东大学有两大因素是全国其他学校所没有的。一 大因素是华岗出任山东大学校长，这是政治家办学革命家办学、理论家办学的典型。当时的国立综合性大学没有一所是政治家办学。 你可以举出武汉大学李达的例子，你可以举出西北大学侯外庐的例子，你可以举出厦门大学王亚南的例子，你还可以举出吉林大学吕振明的例子，但他们都是学者的身份,独有山东大学，是政治家办学。20世纪50年代是任何一个纯粹的书生都无法应付的时代，这不仅是指它仍处在革命的余波荡漾之中，更重要的是指它形成了一种将所有社会资源包括各种办学资源都集中于自己手中的计划管理体制，而这个体制又有一套特殊运作规则。单纯的学者要从这个体制汲取资源，很难。因此，在这个特定的时期，要想办好大学，特别是办好一所已有相当声誉的正规大学，仅有一个学问家的身份固然是远远不够的，仅有一个革命家的身份也同样是不够的。集革命家与学问家于一身，才是那个时代所需要的最佳校长。华岗从政治与学术两个方面,恰好满足了这种需要。那么，华岗本人，通过校长这个身份，把当时特定的政治因素引入山东大学，注入山东大学，使山东大学和时代一拍即合。 这是一大因素，当时所有的国立大学统统没有。

另一个因素，是山东大学和华东大学的合并，这个影响更加深远，使得山东大学被迅速地政治化。山东大学和华东大学的合并，是政治与学术的合并，是学院与意识形态的合并，是时代需要与科研的合并。这种情形在全国没有第二例。五十年代初的那次院系大调整，没有一家正规大学和山东大学一样，是和一所革命大学合并，和一所党校型的大学合并，和一所政治短训班型的大学合并。这种合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给山东大学注入了更为特殊的政治因素。这既促使山大迅速地走在时代的前列，也埋下了此后折腾不已的根源。

可能有人会继续追问，中国人民大学是一所革命大学，纯粹的革命大学，为什么它没有能走在时代的前列？众所周知，中国人民大学，其前身是华北大学，从意识形态化的程度上而言，可能比山东大学更为彻底，那它为什么没能成为“弄潮儿”呢？对此，我只能做出这样种假设：在五十年代那种特定的政治氛围下，光有政治不行，光有学术同样不行。政治太重了那是党校，学术太重了就变成其他大学那样。船大不好调头，船小才好调头。一半是政治，半是学术，这两种因素恰好在山东大学达到了某种平衡，这种平衡恰好为时代所需，而当时没有任何一所大学是如此，所以山东大学远远地把其他实力更强的大学甩在后面，从而独领风骚若干年!

鉴于上述，笔者的结论是：五十年代的辉煌是永远不可企及的，也是不可复制的，更是无法重振的。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反思传统，把握当下，规划未来，可能是山大人的唯一选择！